“求真”沙龙: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分享传播研究的问题、思路与方法

发表时间:2017-05-06    浏览次数:

        “‘学问学问’就是学会提问,这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的同学很年轻,但很固执,容易陷入到已知的东西的框架中,要打开视野。最切实的办法就是学会提问。”5月4日晚7点,新传大楼502室济济一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新传学子展开了一场关于传播研究的问题、思路与方法的交流会。张晓锋院长主持了交流会。


        黄旦教授今天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移动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期的理论范式还可以套用吗?他认为,新的传播形态下,传播研究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视角、新的范式进入,要从对内容、效果和文本的重视转移到对媒介自身特性的关注。他指出,詹姆斯·凯瑞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分析李普曼和杜威关于民主的争论,就很有启发性。

        黄旦教授指出,现在主要有两种新的路径来讨论媒介。一是“媒介化(mediatization)。如库尔德里所言,媒介不仅是技术,还有自身的制度和语法。再如克罗兹,媒介化是与商品化、全球化处于同一层面的元概念。二是德布雷提出的“中介化”(mediated)。此外,跳出传播学,技术哲学对传播研究的启发也很大。唐•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提出“具身技术”,人与技术融为一体,同时进化,并不存在“鸡生蛋或者蛋生鸡”的问题。


        “千手观音”时代:重新理解媒介

        黄旦教授将当下比作“千手观音”时代:人人举着一个手机,具身的“手机”就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千手千眼,时时观看表达所见所闻。这与大众传播时代的“看”不同。大众媒介,犹如定点的众人之“眼”,是一种标准化的“单眼”观看,构成人—世界的诠释性关系;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与人合为一体,一人一机,流动观看,形成“千手观音”的宏伟场面和“复眼观看”的形态,人—世界形成知觉同构。

        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代表所有人的“眼睛”,它必须要使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具有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产物。黄旦教授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消失,只是新闻生产的壁垒被打破。“真实、客观、全面”的新闻规范源于大众传媒的特性及其生产方式,只是我们出生就处于这个时代便习以为常,并非本来如此。不能原封不动地用这种职业的意识形态去要求网络时代的每个个体。


         新的理论视野 应对学科危机

         此外,关注媒介自身也有助于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危机。黄旦教授指出,每个学科都在研究传播,都与传播息息相关。传播学的独特性就在于从媒介自身进入。“媒介”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理论视角。同时,中国的新媒体发展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对象。要以此为研究的立足点,抓住机会,转换视角,拓展出新的东西。

         黄旦教授指出,中国的传播研究要与世界对话,需要新的理论视野和范式。“如果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讨论,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不是研究没有东西做,而是需要补的太多了。目前的传播研究非常沉闷,还停留在用几个概念搭积木的状态。我们要另起炉灶,重新思考如何切入到传播研究中。我现在挣扎的就是不要老得太快,希望在座的同学能够颠覆我们的想法,给我们启发,这样整个学科才有希望。”


        互动交流

        在交流会的后一个小时里,同学们就学术研究的问题、思路与黄旦教授展开了交流。

        1、麦克卢汉、因尼斯经常被批评是“技术决定论”“媒介中心主义”,如果您来回应,该怎么回应?

        黄旦:当我们在谈“媒介决定论”时,其实是站在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立场上,人决定技术还是技术决定人。为什么不能换个方式思考呢?比如人与技术同时进化,具身技术。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技术就是人的代具。人不存在与技术脱离的原点,在成为人的那一刻,就与技术一体了。将技术视为工具,如何为人所使用,那是人文主义的视角。技术不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对象,要转换思维方式。我发现,同学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最常陷入的两个思维误区就是二元对立和辩证法,要警惕。


        2、面对很多旧有的新闻传播学范式,我们是不信的,是不愿意再为那样旧的思维框架付出时间和学术热情的。希望老师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些指导。

        黄旦:这是个好问题。我经常说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可能需要些松动。我们的学生很年轻,但很固执,常常会陷入到已知的东西中去。沃勒斯坦在《知识的不确定性》就说,知识是在特定场合生产出的东西。再如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知识是多元的。

        虽然目前的理论范式存在问题,但是不等于说,同学们对原先的理论脉络就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我发现,像建构、有机体、主客体这些基本概念,很多学生都搞不清楚。怎么补课?找一本哲学史、社会学史、语言学史看看。在了解了基本的理论脉络后,我们才可以说,这样一种路径在现有的情境下出现什么问题。否则,我们与其他学科是无法对话的。

        这其实是一种学术规范,我们要学会提问题。“学问”“学问”就是学会提问,这是很大的挑战。目前很多文章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有想法,于是自己在逻辑走全了,而不是跟着问题走。学术研究其实是学者对现实和人生的一种体验。经常有学生问我:“黄老师,您写文章是为了什么?”我说写完一篇文章感觉好像又聪明了一点。那是很兴奋的。我可以看到一点新的东西。写文章解决问题,其实是丰富了自己的世界,丰富了对外界的认知,这是最重要的。


        观点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对观点的讨论应该是: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是针对什么问题的、是从什么样的预设出发的。如果说我和你不一样,那不是观点的不同,而是角度的不同。这样才能在学术的脉络上讨论问题。学术研究要从这样的训练入手。

        为什么很多范式在其他学科已经奄奄一息,在新闻传播学却还是朝气蓬勃?因为我们对其他学科不了解。研究不是关起门来做,而是要打开视野。最切实的办法就是从提问开始。我看到很多博士论文在谈到创新点时,都说“填补了空白”、“做得更全面”、“做得更系统”。研究的多少并不决定这个题目值不值得做。什么叫全面什么叫不全面呢?这些思维方式都要转变过来。

         很多同学都把研究方法当成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直接问我,老师这个方法行不行?这怎么回答呢?方法是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提不出问题或者硬生造出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注意。



         交流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黄旦教授对传播研究问题、思路与方法的深入思考对同学们有很大的启发。他独特的逻辑方式,严肃中透着的幽默,永葆的学术热情也深深感染了我们。期待黄旦教授的下次莅临!(文/陆伟晶 图/新传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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